话当下谈未来,赴一场文学之约

7月16日夜,济南大雨滂沱。想书坊CCPARK店里,一场名为“当下与未来的文学之约”的文学论坛正在愉悦的气氛中进行着。作家、诗人张炜,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王家新,翻译家刘楠祺,作家、艺术学博士计文君,以及评论家马兵、赵月斌等文学大咖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畅谈写作和阅读,共话文学的传统、当下与未来。

张炜:

没有传统的艺术体裁,不可能最终走远

《不践约书》出版后,很多读者不理解张炜为何放弃小说写作,花大力气写了这样一部长诗。其实,张炜之前出过十部诗集,《不践约书》是第十一部,第十二部诗集《挚友口信》也已上市。自1973年与高中同学成立诗歌小组至今,近五十年里,把诗看作文学核心的张炜从未停止过写诗,“写诗对我来说,完全不计功利”。

《不践约书》张炜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自由诗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如何才能走得更远?张炜认为要到中国的传统诗里去找寻答案——“没有传统的艺术体裁,不可能最终走远”。中国自由诗更多地受到了西方现代诗的影响,“完全是翻译诗的味道,看不到中国传统诗的那种深厚、长远的传承”。为了找到诗歌的本土源流,近二十年里,张炜研读中国诗学,出版了五部古诗学著作《〈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读〈诗经〉》《斑斓志》。他更是把长诗《不践约书》当成一个融会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实践文本,“把中国古诗和现代自由诗连接起来,好比将钢筋和木头焊接起来。我是一个自不量力的人,不停地寻找一种材料,想把它们‘焊接’起来”。

古今中外,但凡称得上“伟大”的作家,无论是屈原、李白、杜甫、鲁迅还是但丁、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张炜看来,他们都具备两种宝贵的特质——仁善和自由。这两种特质“看起来很近、很朴素、很现实,实际上离我们一般人很遥远。一般人思考问题,谈不到那种自由度,他们若离开了所谓概念、离开了群体,就没法思考、没法生活,将失去语言。”

王家新:

“抵达当下”的翻译和写作,才是有效的

小时候走亲戚,见到一堆《收获》《萌芽》杂志,王家新便一头扎进去,几天里几乎不吃不喝。亲戚惊讶地问:“你以后是不是要当文学家?”他点了点头,人生的目标就这样决定了。上大学后,他写下新诗《在山的那边》,后来入选了语文教材,被人们所熟知。随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写作角度,为的是越来越接近和进入当下,“不然都会是一种过时的和无效的写作”。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 著,王家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家新对保罗·策兰的研究近三十年,在今年年初编译出版了一部保罗·策兰诗选《灰烬的光辉》。在他看来,他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是一种“抵达当下”——从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语言文化最迫切的内在需要出发,从我们的内在诉求出发,让外国的诗人、诗歌,通过翻译的方式进入我们自己的当下。“我们的读者阅读文学也带着一种对现实、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关注甚至困惑,文学如果以它的方式回应了这种关注,才能产生一种更广大的共鸣,它的文学性才是有效的。”

而对于未来,尽管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王家新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都不能跟随着时代飘荡摇晃,丧失自己的重心、内核和立足点,而要进入自身、坚定自身。

刘楠祺:

埃德蒙·雅贝斯从过去找到了自己的当下

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刘楠祺,大半生都在读诗,退休之后,翻译成为他的新事业。花费七年时间,他完成了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系列的翻译。

生于埃及、熟谙法语的犹太人雅贝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被迫举家流亡巴黎。这段经历迫使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审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促使他开始重新研读希伯来经典。刘楠祺认为,正是雅贝斯“寻根”式的思考让他从过去找到了自己当下,创作出七卷本《问题之书》。

《问题之书》埃德蒙·雅贝斯 著,刘楠祺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不践约书》的读者,刘楠祺对张炜在诗歌写作中“寻根”深受触动。“西方的诗歌有神话传统、宗教传统在里面,因而具有很强大的生命力,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不践约书》中能找到类似神话、宗教一样的支点,把过去引导至当下,让我们从书中看到未来。”同样,王家新是用一本《灰烬的光辉》,把1970年跳入塞纳河自尽的保罗·策兰从过去带到了当下,通过读他的诗来思考我们今后的路如何走。

计文君:

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和唐诗宋词一脉相承

在银行工作十年后,自幼耽溺于文学之美的计文君考入文联,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时,她的研究方向是“《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两本著作《曹雪芹的遗产》《曹雪芹的疆域》出版后,她被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评为“小说家里最懂《红楼梦》的”。计文君自认为是文学选择了她,“我觉得是文学恩准我接近它,对于我个体生命来讲,这是一件幸运的事。”

当下与未来,对作家计文君来说,是一个轻盈又庄重的话题。她说,经历了2020年,无论是以文学或者自身生命经验去体味,都感觉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有必要回到最根本的概念,去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文学。

作为小说的写作者,计文君认为现代汉语写作是一件非常严苛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点自觉,我觉得他/她基本上是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合格写作者的行列。现代汉语要求写作者不断地去创造语言。现代汉语是一种语汇被迅速腐蚀、朽坏的语言。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和古代汉语之间毫无隔阂,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和唐诗宋词一脉相承——这个继承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而且艰难的任务。”

马兵:

和文学立约,进行一种挑战性的阅读

对于张炜的作品,文学评论家马兵是熟悉的,他更感动于张炜和文学立约的虔诚心态。“几年前48卷本《张炜文集》出版的时候,张炜老师已经拿到了茅盾文学奖,在研讨会上他说的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要写出最好的作品’,他不满意自己已有的成绩,还要写出最好的作品。”

而作为一个读者,如果要和文学立约的话,马兵认为应该有一种一点点难度的自觉。他第一次读雅贝斯的《问题之书》,直呼“太难了”,每天强迫自己读几十页,过程非常痛苦;读完之后,却发现雅贝斯的语言真的有一种震撼感,“像炸雷或闪电一样,它会击中你,却说不出来是为什么,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关于阅读的难度,马兵赞同张炜所说的“随着我们的阅读的增加或者阅历的增加,也许难度就不再成为难度”,并对“文学之约”有着自己的认识——“首先它是有生命感的,这个生命感意味着我如何去允诺给我对于文学所做的一切,我怎么去实现这个‘约’?作为读者,我们如果和文学立约的话,就不应该追逐某种流俗式的阅读,而应该进行一种有挑战性的阅读。”

赵月斌:

喜爱文学的人都是追光者

“文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文学评论家赵月斌认为,正是因为总要面对未知的生活、因为文学所展示的种种不确定,人们才能够一天天走下去。“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就像光的传播,喜爱文学的人都是追光者,我们从当下走向未来,就像光一样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终结。因此,对文学的热爱、追求就像与光同行,它指向未知的远方,抵达永恒。”

他表示,张炜的作品从小说到诗学著作,都让读者受益匪浅;王家新、刘楠祺对保罗·策兰及埃德蒙·雅贝斯多年的研究、翻译是出于内心深处与作者之间的契合;计文君对《红楼梦》的研究以及两部著作《曹雪芹的遗产》《曹雪芹的疆域》,与很多专业红学研究者不同,充满了新鲜感。“他们之所以能够下这么大功夫去啃难啃的骨头,当然是出于一种精神的相通,他们看到了隐藏在文字中的无限光亮。”

赵月斌还发现,诗歌、文学还是疗治当前社会焦虑、抑郁情绪的一剂良药。“其中必定有一个病根出在精神的虚脱上,出在心灵的匮乏上,如何救疗这种虚脱和匮乏?那些不朽的文字,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它所提供的‘不确定性’,大概就是指向未来的光束,只要逐光而行,人类断然有救。”

 

编辑: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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