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社的历史沿革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社的历史沿革

文 | 宋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策划部主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文学专业出版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使用过很多副牌和分社,它们出版的图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历史也在记忆中淡去,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对一些史实语焉不详。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的副牌、分社进行梳理,为出版史研究提供线索。

一、人文社成立初期吸收的出版社

1951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国营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三月在北京成立。该社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共同领导,社长为作家冯雪峰。该社编辑方针将以现代文学为主,其次是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关于现代文学,以出版几种丛书为主: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等。此外,也将从地方出版单位已有的书籍中,挑选优秀的作品重印,特别注意选印通俗文学作品;此外并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我国古典作品或外国名著。外国文学方面,目前主要为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作家的作品。首先进行的是苏联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该社与时代出版社共同负责进行。过去已由三联或新华书店出版的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书,都将重新校阅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成立之初,不仅吸收了三联书店和新华书店之前已经出版的图书资源,而且在发展过程也吸收了一些其他国营和私营出版社的资源。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冯雪峰

1.1952年7月,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迁京,并入人文社,建立鲁迅著作编辑室,专门从事整理和注释鲁迅著作,准备出版注释本《鲁迅全集》。

1958年版《鲁迅全集》(10卷)

2.时代出版社:时代出版社隶属于苏联塔斯社。1952年12月,苏联政府决定将时代出版社无偿移交中国政府,中宣部决定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为其领导机构,派易定山为社长。1952年12月30日,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商谈时代出版社移交细节,出版总署黄洛峰、金灿然,中宣部包之静,中苏友协总会李沾吾、易定山参加会议,王泰雷、孙绳武作为时代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会议。在这次会上,决定将时代出版社一半的现有编辑人员调到人文社。(《关于时代出版社问题会谈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4),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95页。)1953年2月,时代出版社撤销,部分俄文编辑人员调入人文社,这其中包括孙绳武、伍孟昌、蒋路和许磊然等。1954年6月,出版总署又决定时代出版社主要出版“帮助国内读者学习俄文语文的各种读物”,其所有文学书籍全部移交人文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时代出版社工作的请示报告(摘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6),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315页。)

3.天下出版社:人文社成立之初,也吸收了一些私营出版社。对于当时的私营出版社来说,明显感觉到政治待遇上低人一等,很多都纷纷要求进行公私合营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也提出这样的要求(《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关于进一步改造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请示报告》(1953年11月3日)中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1950年曾要求全面公私合营,当时因客观条件不成熟和主观力量不足,我们没有接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5),1999年1月第1版,第591页。)当时葛一虹创办的天下出版社,在“三反”运动之后,葛一虹“不愿意继续有资本家的名义”,以“资金周转不灵”名义要求歇业。在出版总署协调下,提出将天下出版社与人文社合并,“以加强后者的力量”,“冯雪峰、葛一虹表示同意”。于是,除葛一虹和妻子陆一旭之外,其全部员工十一人全部加入人文社。(《出版总署关于天下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情况向中央宣传部的报告》(1953年12月11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5),1999年1月第1版,第657页。)

当时,还曾有将上海出版公司并入人文社的计划,郑振铎曾在书信中写道:“‘上出’能改为国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并是一大喜事!想来股东方面是不会有意见的。问题只在股本的计算问题。如何计价?决不能算得太多,其实全部捐献也是好的,只怕不合‘政策’,政府不予接受耳”(刘哲民:《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但由于其他原因,上海出版公司后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

二、作家出版社

1953年11月,为扩大出书范围,开始以副牌“作家出版社”名义出书,第一本书为《三国演义》。据许觉民回忆,“作家出版社是1954年经乔木指示成立的,因‘人文’招牌应出版定评的,第一次出版的创作(包括古典文学某些选本)一般都用作家名义。人文用作家名义,一直延伸到‘反右’后。1958年,作协成立作家出版社,楼适夷、何文过去,到那时人文才停止用作家名义。”(许觉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新的信,1986年10月28日。)使用作家出版社名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与私营出版社竞争。1953年工作总结中提到,要“进一步提高出版物质量,同时又适当地放宽标准尺度,大量用‘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新书,以限制私营文学出版社的盲目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工作总结》。)

1956年,朝内166号大楼建成。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搬迁至此

1958年8月,作家出版社“因适应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高潮的需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新创作部门和通俗文艺出版社的基础上成立单独的机构,从文化部移交作家协会领导,成为作家协会直属的中国文学新创作的专业出版社”。楼适夷和部分人员调到作家出版社。所谓“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高潮”,其实就是“大跃进”。作家出版社分立,主要是要解决“审稿迟”“出书慢”“对作家联系不够紧密”“情况隔膜”的问题(作家出版社约稿信),在“大跃进”的环境下,出书数量、出书速度成为衡量出版工作的最重要的指标,在过去,人文社遴选选题时小心翼翼,在选择以人文社名义还是作家社名义出版时也是要求相对严格,这种做法显然是与“大跃进”的时代潮流是不合拍的,作家出版社分立出去势在必行。自此,人文社提出不再接受创作稿件,而只出版经过一定时间考验的优秀创作“选拔本”。

然而,事情很快又有了改变。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领导冯雪峰、王任叔、聂绀弩已都被撤职,楼适夷、何文又因1958年作家出版社分出时调走,出版社只能由副社长许觉民主持工作。1960年,国家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随后中央一级机关机构也进行了调整,重点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干部进行精简。文化部也对出版社进行了整顿,提出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性质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相近,决定裁撤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由文化部领导,在业务上并受作协党组和剧协党组指导。两家合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大大加强了该社的领导力量。并且人员也精简了百分之四十一(三社原有三百七十九人,合并后为二百二十人)”。三社合并后,严文井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韦君宜担任第一副社长。

1980年,现在的作家出版社成立,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

三、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4年9月,人文社开始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副牌出书,第一本书为《琵琶记》。古籍刊行社成立后,王任叔亲自撰写《重印文学古籍缘起》,提出选择重印文学古籍的三个标准是:“(一)流传最广而为世人所熟知的优秀作家的专集或别集,优秀的选集或总集;(二)能代表一时代文学的特色和流派、能反映一时代的社会面貌与人民生活的各种著作;(三)具有参考、研究价值,而流传极少的孤本和珍本。”当时有学者呼吁要加强影印古籍的出版,人文社编辑黄肃秋也撰文呼吁影印古籍:“古典文学的研究资料,有不少是所谓‘海内孤本’,一经垄断,即成了少数人的‘奇货’,他们固然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写文章,当‘专家’,而更多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工作者,和这些资料却无缘相见,这就大大限制了、妨碍了这些珍贵资料发挥它的更大效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作风吗?”(黄肃秋:《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1日。)这为古籍刊行社的出版营造了舆论环境。

从1954年10月至1956年1月,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重印出版了三十多种文学古籍,其中影印的占了二十九种。这种做法很快便受到批评,《人民日报》于1956年1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古籍刊行社“缺乏严格选择地出版了一些没有或者很少价值的书”,认为它并未坚持自己确定的第一、第二条出版标准,兴趣只在第三条上,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清客和收藏家玩弄‘孤本’‘秘笈’的思想作风”,“不顾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将一些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或者价值很小的书籍”大量印行。文学古籍社受到批评,还与当时的《红楼梦》批判事件有关,在这篇社论文章里也指出,它违背出版原则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现在关于研究红楼梦的参考书籍的出版工作上。出版社把《四松堂集》《绿烟琐窗集》《懋斋诗钞》《春柳堂诗稿》几部书,影印线装,而且还加上了不切合实际的、甚至带有欺骗性质的‘出版说明’。”它对古籍的影印,“过份地、极不恰当地吹捧版本的‘价值’,表现了对读者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大大损害了国家出版机关的应有的威信。”(本报评论员:《肃清文学古籍出版工作中的腐朽作风》,1956年1月7日。)同时,也有人提出影印古籍是“厚古薄今”的现象,而且不加标点符号,造成阅读时的困难。(高原:《不要单纯追求“古”》,《人民日报》1958年5月29日。)之后,人文社不再以此名义出书。

1987年7月,人文社恢复“文学古籍刊行社”副牌,出版《清平山堂话本》等影印书,接着开展宣纸线装影印业务。1989年10月,按照新闻出版署整顿出版社精神,人文社撤销“文学古籍刊行社”副牌。

四、艺术出版社

1953年12月,艺术出版社根据胡乔木指示成立。因为当时还未有戏剧、音乐、电影剧本类方面的专门出版社,所以人文社以“艺术出版社”副牌出书,第一本书为《演员小丛书》中的《安德烈也夫》。1956年下半年,艺术出版社分出,改为电影出版社和戏剧出版社。

五、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社长为田汉,隶属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部设有中国戏剧、外国戏剧编辑室,并用宝文堂书店名义出版通俗戏曲作品。1960年12月,人文社、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三社合并。1980年1月,重新恢复后下设话剧、戏曲、外国戏剧、宝文堂、戏剧连环画五个编辑室。葛一虹、陈默、刘厚生先后任社长,杜高、王正任总编辑。从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出版书籍一千余种。

六、通俗文艺出版社、宝文堂

通俗文艺出版社和宝文堂也曾作为人文社副牌。宝文堂创办于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原址在崇文门外东打磨厂街东口路南,开始是个印刷、经营账本的账簿铺。清同治四年(1865年)改营图书成为宝文堂书铺。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新时期、新思想影响下,开始编辑、出版、发行歌颂工、农、兵等劳动大众的文艺作品。1953年改为国营,与通俗读物出版社合并,但对外还保留“宝文堂”之名。

1958年2月,原通俗文艺出版社通俗文艺编辑室划归人文社,成为一个编辑组。宝文堂作为人文社副牌出书时间在1958年7月至1960年10月,它曾作为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牌,1991年被取消。

七、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60年,北京和上海的出版社在选题方面发生冲突,如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美术出版社等,人文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经常就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发生争抢事件。在文化部出版局指示下,准备建立总社分社体制,并以人文社为试点。

1963年11月,文化部召集本社和上海市出版局、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负责人协商,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并方案》,决定“上海文艺出版社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4月,人文社上海分社正式成立,并启用人文社上海分社新印章。

1970年12月,人文社上海分社与人文社正式分开,恢复旧制。

八、音乐出版社

音乐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10月11日。由上海私营新音乐出版社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部公私合营而组成,当时社名为音乐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立的出版音乐书、谱的专业出版社。首任社长为赵飒,总编辑为孙慎,副总编辑为章枚、钱君陶。隶属中央文化部出版局领导。1957年后改属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

1966年,在我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音乐出版社的业务随之停顿,并入人文社,机构被撤销。

1974年8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音乐出版社恢复建制,从人文社分出,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

九、外国文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适应新的出版环境和读者的新需求,人文社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6月成立于北京,它的出版宗旨是:“以出版20世纪外国文学著作(包括作品、理论、研究著作等)为主,重点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反映外国现实生活及人民精神面貌的新作品,同时出版外国近代和古典文学著作中的部分散本,以及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著作。”秉承这样的宗旨,外国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当代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等大量图书,尤其是被收藏家称为“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已经成为我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的经典。

人文社前楼

这些读物为当年如饥似渴的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外国文学出版社”存在的三十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可以说,它深刻完整地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出版的辉煌历史,为中外文学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十、天天出版社

人文社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设立是基于当时特定历史环境需要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大,再加上市场的变化和知识产权观念的深入,原属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业务不断被纳入其主牌人文社的业务之中,客观上造成了“外国文学出版社”使用率的逐渐降低乃至闲置的现象,无形中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因此,经过多次研究论证,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支持下,人文社决定将原副牌更名为以少儿读物出版为主旨的天天出版社并独立运作,于2009年年初向新闻出版总署递交了关于将外国文学出版社更名为天天出版社并独立运作的申请。

2009年2月22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同意外国文学出版社更名为天天出版社并独立运作的批复》(新出综合[2009]93号)。

天天出版社作为人文社的全资子公司,是专业化的少儿出版社,致力于出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读物、人文科学读物、自然科学读物、启蒙家教读物和卡通漫画等图书。

从50年代到70年代,人文社副牌和分社的使用与分分合合,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随着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主管部门主导下进行的。这样的分与合,虽说将各种人才、出版资源汇聚到了人文社,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一个出版社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自身经验和传统的建立。正如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多次改变中华书局的出版方向,多次将其与其他出版社合并一样,中华书局百年传统并未得到完全保存和延续。1957年,在文化部一次座谈会上,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对中华书局的改组表示不满,认为文化部“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对出版事务“统的过多”“管的过死”——各出版社负责人座谈出版工作中的问题》,新华社1957年5月13日。)现在来看,这些教训都是值得好好反思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及至今天,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兴衰,是人文社在事业单位体制下积极变革寻求突破的缩影;而天天出版社的成立,则是应对市场经济的挑战顺势而为的结果。未来的人文社究竟如何发展,在未来是否考虑使用副牌或设立分社,能否打造成百年老店,这是需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

附: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经常有人打电话到人文社,要给《人民文学》投稿;也经常有人提到人文社时会说,《人民文学》杂志办得不错。这每每让我们费去很多口舌去加以解释。从历史上看,人文社与《人民文学》的关系确实很紧密,也难怪读者会有这样的误解。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为全国文协(作协)的直属机关刊物,它的成立早于人文社。《人民文学》创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发行均由新华书店承担;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成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的排版、校对、出版工作都由人文社承担,人文社校对科专门设立期刊组,负责期刊的校对工作。《人民文学》的人员与人文社也多有关系。严文井曾于1955年12月至1957年11月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于1961年起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秦兆阳曾于1955年12月至1957年11月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调入人文社,成为《当代》首任主编。人文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之子冯夏熊,曾于1991年1月至1993年7月,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

严文井与叶圣陶参加作家座谈会

1975年9月6日,《人民文学》恢复成立时,曾考虑将编辑部设立在人文社,人文社也参与了刊物的筹备工作。文化部核心小组在给《关于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方案》中提到,“刊物拟定名为《人民文学》”,“关于编辑部的组成,鉴于原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文学编辑骨干已选调出出版局,现在文化部的干部,几乎没有搞文学专业的,因此建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对刊物进行双重领导,文化部主要负责方针政策(经与出版局协商,他们不同意设在出版局,只同意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为及早做好准备工作,在编委会未成立之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学艺术研究所负责人调集人员组成筹备小组,立即进行筹办工作。”

《人民文学》的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于1975年10月23日在文学艺术研究所举行,参加者有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袁鹰共五人,决定第一期将于1976年1月20日出版。严文井当时为人文社社长,他参与了决策过程。(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复刊》,见《与人民同行 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行 〈人民文学〉创刊五十五周年》。)第一期封底所署出版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作家出版社成立后,《人民文学》转至作家出版社出版。

编辑:卡拉维

编辑:浩然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